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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青年 28岁“退休”程序员:从留守儿童到实现财务自由

   日期:2020-06-29     浏览:0    评论:0    
核心提示:  12年前的夏天,深圳高级中学,上午考完最后一门科目,郭宇一个人回到寝室,把书打包好,送给宿管老师,说可以留给下一届学生

  12年前的夏天,深圳高级中学,上午考完最后一门科目,郭宇一个人回到寝室,把书打包好,送给宿管老师,说可以留给下一届学生。然后,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巨大的行李箱,没有跟任何人说拜拜,就走了,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  行李很重,郭宇拖着它走了一公里左右,到车公庙坐巴士,回家要两个半小时。他坐在车上想了很多事情,到家后,他睡了一天半才起床。

  在车上的那两个半小时,他一直在想,高考后的这个暑假要做什么,以后要做什么,能不能找到一条路,既符合自己的性格,又可以赚到钱,这样就可以经济独立,不用再依赖家庭。

  他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放弃了矿山里国企电工的工作,停薪留职去了深圳闯天下,随后妈妈也跟去了南方。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,他就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,成了留守儿童。父母缺席了他从童年到少年的一段重要时光。

  在江西的乡下,暑假,如果不走亲戚,一两个月的时间,他只能自己跟自己玩儿。在这样一个经济并不富裕、交流欠缺、资源匮乏的家庭,郭宇从小便产生了逃离的心态。他不喜欢自己的家庭环境,也不喜欢自己生活的地方。

  书成为郭宇的寄托。他读的第一本书是《格林童话》,那本书被翻烂了,后来又借给同学,对方一直没有还给他,听说被拆成一页一页的找不回来了。

  一开始,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,没想到却在书里找到一个新的世界。“这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世界,人家不需要理解你,你也不需要被人家理解。”在这个世界里,他能自由地选择。

  那天,在公交车上想了很多之后,他最后决定,在暑假里自学写程序,给自己高中时代的读书会办一个网站,这样同学们会分开以后还可以在网站上沟通。

  那个时候,他还不知道,多年以后,在代码这个世界,让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人生。

  初二那年,郭宇随父母移民到深圳。这个由外来移民形成的新城市,居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庭,各种各样的小孩子。

  刚去时,郭宇的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。作为插班生,他被分到最差的班。班上有许多深圳本地人,他们从小在深圳长大,有自己的楼房,有乡镇企业的分红,人生不需要很努力就可以过得很好。也因此,他们没有什么人生目标,每天的生活就是开着跑车去海边钓鱼、遛狗。

  这和从小在乡下长大,被教育读书改变命运的郭宇完全不同。更加迥异的是,进入高中后,郭宇又遇到另一批恰好相反的人,这些人同样家庭优越,但却过着另一种人生。

  郭宇踩线考入了深圳高级中学。这是深圳重点中学,当时才成立五年多。一届有20个班,每个班50人左右,郭宇入校被分到最差的班,后来才升到尖子班。

  老师让他们不用太紧张,再玩三年依然可以考上深圳大学。当时的深圳大学属于二本学校,对有深圳户口的学生,录取分数线较低。

  让郭宇震惊的是,老师接着说:“你们这些人里面,有些人是学校挽留才参加高考的,其实他们都在准备SAT,要去考美国的常青藤大学。”

  当时,大部分来深圳的淘金者只把这里当作一个跳板,赚到第一桶金后,再让全家人移民。

  郭宇算了算,班上的同学,一部分在考美国常青藤大学、一部分准备去香港、一部分去北京或上海的顶尖大学,再往下则会考虑本省较好的大学,剩下的就算玩三年也可以上深圳大学。

  由于深圳开放的学习氛围,很多中学都有社团,包括诗歌、话剧、合唱等等。一家重点中学门口有很多内地的家长每年都在学校门口抗议,他们认为这会让小孩废掉。

  深圳高级中学也有十几个社团。高三时,郭宇也办了一个读书会社团,每两个礼拜,大家在操场上讨论自己读过的书。他还办了一份报纸,每月一期,每期打印一两千份,发给学校的学生。

  创办社团最大的收获是让郭宇认识了一些朋友,也让内向到无法当众说话的他开始敢于和同学有更多交流。这些人家庭条件优越,善于学习,对很多东西有自己的见解。在他们身上,郭宇更近地看到很多人生的范本,那些比自己优秀和努力的小孩,未来的人生正在以一种非常精彩的形式展开。

  郭宇发现其他人都在挤独木桥的时候,有些人是坐小船漂过河。他也想成为一个可以去坐船的人。

  然而,无法选择的原生家庭让郭宇感受到极大的反差。他感受到自己跟同学的人生开始分化。

  内向的郭宇产生了很强的逆反心理,他不想遵循父母让他走的路,也不想和人打交道,他认为自己“必须得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”。

  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,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达到某种平衡,这很早就在郭宇的心里埋下了种子。

  读书仍是他当时最能排遣的方式。读得多了,郭宇萌生了成为职业作家的想法。但高考后,他没有勇气往这个方向走,因为没法养活自己。

  那个夏天非常热,当同学们都在各地进行毕业旅行时,郭宇从深圳飞到上海,住在舅舅家学习编程。房间里也很热,他光着身子,只穿一条短裤。他每天睡醒了就学编程,傍晚跟着舅舅出去跑跑步,独自琢磨的过程非常慢。一开始他甚至都无法理解怎么使用这些工具,只能一点点去理解写代码这件事。

  那时网络上还没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员社区,也没有什么书。对他来说,这是个非常困难和郁闷的过程。

  两个月后,谈不上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懂了,但他把读书会社团的网站做出来了,运营了一小段时间。

  这个过程逐渐让他感觉到做程序员是一个方向,也坚定了自己的职业方向。他很清楚:“没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赚到更多的钱,而且还可以一个人实现,不用太多和人打交道。”

  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。他考入暨南大学读政治与行政专业,至今他仍然觉得自己很热爱这个专业。大学四年,郭宇每天晚上都钻研写代码到凌晨三四点,每天早上都翘课。有一次他去考试,一进考场,老师说你从来没有上过我的课,可以出去了。他后来暑假重修才补上学分。

  大学期间,郭宇开始接一些外包的活儿。写代码很难,有时候写得非常苦闷,就去玩玩游戏,再回来继续写。

  “每一天都很困难,也很困惑,这个代码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,我这个为什么跑不起来。互联网行业的技术,不是线性的,它像一个网,你去查一个你不懂的点,又引申出十个你不懂的点,没有人教你,问别人也问不到,只能不断查,最后发现你有一两千个不懂的点,你要一个一个搞懂。”

  大一时,他在网上看到一个程序员的故事,那个人也读行政管理,自学编程,很早就开始做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,并且赚到一些钱,在广西买了房,后来退休做自由职业。这对郭宇的冲击很大,他给对方写了一封信:“我主要是想确定,他读这个专业,我也读这个专业,他是自学的,我也是自学,他能成功,我应该也可以成功吧。”

  大二时,郭宇报名腾讯的实习面试,过了一面和二面,但到三面被刷了。2011年大三,他终于拿到了支付宝的实习。在支付宝,他看到更多不是科班出身、却很厉害的程序员。他的领导是学英文的,自学编程,成为支付宝的技术专家。

  郭宇参与过2012年支付宝年度个人账单项目,获得了CEO特别荣誉奖。工作让他有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自我积累,不懂的东西随时可以问同事,几乎所有人都会解答。

  大四毕业,郭宇继续留在支付宝工作。彼时,正是支付宝的鼎盛时代,微信支付还没有被研发出来,支付宝处于市场上垄断地位。郭宇的工作比较轻松,他当时住在杭州,每天六点半就下班,跟同事一起骑着电动车到西湖边,拿着电脑在咖啡店写写代码,喝喝咖啡,生活很惬意。

  身边的同事大多走上相似的人生路径:在支付宝待了两年之后,可以拿到20万无息贷款,加上公积金,就能支付在杭州买一套房子的首付,再用积蓄买一辆车,结婚生子。

  郭宇觉得这太安逸了,他想要走,“我不想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,我想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,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生活”。

  2013年年底,郭宇从支付宝辞职。他来到深圳工作了三个月,但感到深圳的天空也无法容纳自己。他又辞职了。

  在郭宇看来,深圳是个实用主义的社会,没有北京那样的热情。他在北京有个朋友,当时正在创业,在做社交评论系统“多说”和图片社区“图虫”。郭宇在微博上问对方还需不需要人,对方让他赶紧去。

  2014年5月郭宇去了北京,这个决定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他们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间三室一厅的房子,白天坐在椅子上办公,晚上在地上睡觉。公司很小,就三个人,三个人都写代码,没有其它复杂的事情需要处理。

  2012年到2014年正是互联网创业的高峰期。当时中关村创业大街还叫海淀图书城,聚集了不少心怀致富梦想的年轻人,很多人在这里通宵写代码。郭宇常常工作到凌晨3、4点,去街边吃宵夜,都会有投资人递上名片。回来睡觉,第二天下午起床继续工作。

 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境,虽然很辛苦,但他认识了很多同期也在创业的有趣的人。他们周末一起聚餐,参加活动交流,一些创业公司现在都发展成了很大的公司。

  郭宇形容北京是一个巨大的熔炉:“虽然生活条件相对辛苦,但北京带给人的体验是中国其他城市无法达到的。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选择逃离这座城市,除了机会,还能在这座城市里遇见整个中国最有趣的人,最疯狂的想法和最不切实际的灵魂。北京给人带来的体验和最大的教训就是,在这个时代生活,人不能主动限制自己。”

  半年后,2014年12月,郭宇正准备离职自己创业,却接到了公司被今日头条收购的电话。不久,他的办公桌从中关村搬到知春路的盈都大厦,一待就是六年。有大厂工作背景以及出众的能力,郭宇获得了一定的期权。

  6年间今日头条飞速发展,并改名为字节跳动,规模也从他来时300人左右,到今年年底全球员工准备扩张到10万人。

  郭宇进入了非常激进的工作状态,“每个人都很亢奋,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大概两三年”。正如大众所想,程序员工作具有普遍的特点:繁忙、节奏很快、压力大、枯燥沉闷。郭宇每天上午十一点多来上班,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才下班。

  在北京六年,他换了六个地方,每年搬一次。有时是房租涨了,有时就是想换个环境。夜里下班回家要提前几个小时预约车。直到去年,他才买了一辆保时捷开车上班。

  互联网行业总有做不完的事。郭宇逐渐成长为技术专家,他参与过许多项目,有时也需要临时主导某一个项目。有些项目失败了,会有同事选择离职,但是郭宇觉得没有必要。他认为项目失败是无法归咎于某个人的,很多时候和运气、时机有关。

  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17年,常年卧床的父亲去世,个人感情也出现问题,他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人生要怎样走,失眠,白天又得上班,整个人很痛苦,抑郁了大半年。

  睡不着的时候,他看偶像剧,后来又关注了一个金属乐偶像组合Babymetal ,经常去日本看他们的演唱会。他觉得世界上各地的人飞到东京就是为了听他们的音乐会,是很让人感动的事情。

  旅行也是他自我治愈的方法。他所在的部门实行单双休制,平时只有周六休息,每两个礼拜有一次双休。

  郭宇很长一段时间都用双休去旅行,大部分时候是独自出行。他给自己定下一个人生目标,在30岁之前飞行100万公里。两天的时间只能去一些相对比较近的地方,他决定去日本。

  2014年以来,他开始频繁往来日本,到温泉乡泡汤。第一次泡汤,那是个很小的家庭旅馆,一个小和室,洗手间在外面。汤池很小,也不豪华,但郭宇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浴场,十几个人静静地坐在那儿,偶尔讲几句话。

  他也开始带团,期间,还考过了日语N1。那时,郭宇已经在酝酿着辞职,“我觉得未来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,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”。

  郭宇在日本认识了一些朋友,他们在日本通过地产投资来收取房租,平时不工作,全世界到处飞。这让他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。

  去年12月,他把从2013年开始一直定投的翻了近10倍的腾讯股票卖了,又卖了持有的其他几个公司的股票,开始认真关注不动产投资市场。

  他慢慢把股市的钱移到日本,做不动产投资,获得资金流动性,当收入积累到一定程度,能与工资持平时,他觉得,是时候辞职了。

  2020年2月12日,郭宇在微博上发了一封告别信。在信中,他写道:我选择在28岁的末尾退休,拥抱山间清泉与峡谷的风,去感受春秋冬夏。有缘人自会再相逢,朋友,愿我们在广阔的世界再会!

  郭宇现在住在东京,每天睡到自然醒,下午去朋友家锻炼健身,晚上一起吃饭,再晚一点回来看书、写作。

  他在物质生活上没什么担忧的。他在东京有多套房子,出租可赚取房租,收入足以支付生活开销。他还在日本开了旅行社,专门接待国内游客,带团去日本的温泉旅馆泡汤。

  出了“名”后,有了更多温泉相关的约稿,他依然想延续高中时的梦想,成为一名职业作家。他认为自己就是张一鸣口中“务实的浪漫主义”者,有了立命之本后,可以轻易转身。

  在程序员行业里,有许多和郭宇一样白手起家的人。在郭宇的观察中,这些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。升职成为高级资深技术专家、获得北京户口、买房、结婚、让小孩以后在北京读书,这些具体的行为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安全感,大部分人都选择这样的生活。

  但郭宇从没有考虑过这种生活。他不想有钱之后,还继续在快速迭代的互联网行业过焦虑的生活,也不想因为需要安定感就结婚生小孩。

  郭宇也有恐慌。这种恐慌不是源自金钱的不安全感,而是源于内在的自我认同。他自由了,有了更多的选择,拥有了无数的可能性。但当一切要从零开始时,他又要经历以前学习编程一样的过程,虽然钱多了,但过程有着同样的痛苦。

  现在,“退休”对于郭宇而言早已是过去的选择,他不希望再有人去谈论它。“避免成为油腻中年的一个自觉是不要反复谈论人生的高光时刻,而用省下来的时间去努力创造人生的下一次高光时刻”,他在微博中写道。

  “只活一次等于没活”,米兰昆德拉的这句话是郭宇的人生格言,激励着他做下一步的选择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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